总理之行体现“共”之理念
       11月9日，在成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中哈总理第三次定期会晤、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俄总理第二十一次定期会晤后李克强总理乘专机回到北京。一周间的紧凑行程，再次为中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及其制度平台进程留下浓重一笔。
        半年前的2016年7月13日，李克强总理赴蒙古国访问并出席在该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此行不仅意味着李克强总理是蒙古国换届选举后访问该国的**位外国领导人，更重要的是此行敲定了中蒙政府间经贸科技联委会、矿能和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建立，并就中蒙间涵盖经贸、能源、基础设施、金融、气候变化、媒体交流等领域合作，加大对蒙古基础设施的投资，努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和蒙古国“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对接，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100亿美元的目标。
       我们知道作为身处内陆纵深和仅有中、俄两个邻国的蒙古国在苏联解体后，迫切渴望获取优质的国际投资和契合蒙古国产能优势的贸易市场，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潮流当中。来自中国经济、交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支持为蒙古国的发展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极大缓解了蒙古的政治经济复苏成本压力。
       中蒙间的合作重点是让蒙古国能在中国崛起的发展红利中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解决好结构性地区贫困问题。它基于中国对周边环境的一种优化和重塑观念，同样也传达着一种价值信号：中国主张创立的国际制度不同于以往各个历史阶段的强国，它将摒弃和驳斥强国依靠推动支配意志的秩序来塑造自身地位的思维范式，更多地强调“共发展、共盈利、共命运、共治理”的价值理念。
       此后，在9月25日开启的中国-古巴“老朋友”之行、11月2日的中国-吉尔吉斯坦“好邻居”交往及后来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的“跨亚欧牵手”，李克强总理都不断地在这些双边/多边合作交往中强调共赢理念。
       我们知道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困境和难题是国家间合作信息的不透明和国家实力的非对等，部分国家往往会采取追求单边利益的政治行为并使合作关系陷入相互猜疑的囚徒困境当中。
       然而，中国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证明了这种观念并非绝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近日在讲话中这样评价，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可信赖和依靠的邻居，是对吉有益的邻居”，“我们的中国邻居乐见吉尔吉斯斯坦的繁荣，从未向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任何政治条件，从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吉尔吉斯斯坦”。
        由此可见中国在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时秉持的“共”之理念，它是中国构建地区乃至全球服务型大国，创造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原则，是全球再度盛行的霍布斯对抗性政治思维和马基雅维利霸权道德规则之外的“新意”，是对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现实解构。
        不论是李克强总理在拉脱维亚“16＋1合作”发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还是在俄罗斯出席中俄总理第二十一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中提出的一系列中俄民生领域、能源科技领域合作，都无不透出让双边/多边各国国内民众有更多“获得感”，让国家政府有更多“实在感”。
       中国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困惑时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方针，如今我们将这一理论实践的经验和成果在欧亚地区中部和其他欠发达区域推广落实，而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基建产业、贸易产业和开始迅速发展的金融业和服务业也能从这些拉动式合作中得到惠及，李克强总理2016年内五次出访，已经“斩获”近1400亿美元大单，把中国国际公共产品的品牌和规模推到了2.0时代，这些合作与服务精神中所蕴含的“共”不仅是一种节奏，更是一种中国式的价值和智慧。
微观宏观同步发力优化宏观区域治理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7月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中提出：当前亚欧地区总体保持和平稳定，但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依然突出，其中恐怖主义活动是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各国需要携手加强反恐合作，构建真正开放、包容的社会，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欧美国家虽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颇为深入，同国际恐怖主义之间打交道的时间也最长。但是，从当前欧美国家对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治理方式来看，他们并没有看透这一愈演愈烈的问题本质。从北非到中东，越是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或国家，就有越多贫困、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它很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的地区，往往陷入政治失序和社会动荡的风险就越大。制导炸弹、无人机和特种部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蔓延，美国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并没有解决该地区由来已久的恐怖主义威胁，甚至还促使它蔓延到了巴基斯坦北部和中亚地区。
        宏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质，需要依靠拉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复苏和重振基础设施，实现人员、文化、信息的高效流通往来，促使社会文化结构更具开放性、现代性、包容性，这就要依靠中国倡导的经济投资和产能合作、互通互联；另一层面，非传统安全，特别是跨境犯罪和恐怖主义依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一股顽疾，这需要依靠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框架的约束与统合，各国形成标准统一、联合打击、信息共享的共识与态势。这些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机能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为尽快满足地区安全治理“建”与“破”的双向需求，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完善和演化应运而生。
      2016年11月3日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首脑理事会会议，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与规划的6点建议，深化安全合作、加快道路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金融合作、推进生态和能源合作、扩大人文交流等建议，体现出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跨境犯罪、国际贩毒等欧亚地区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微观遏制和宏观根除的双向治理理念。
国际公共产品是利益绝非负担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加深，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的不断扩散蔓延，这使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全球、区域与国内层面面临着愈加复杂多样的挑战，如何有效应对或化解这些威胁和挑战，或产生更多行之有效的国际公共治理方略是当前形势下的新需求。
     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需求和普遍共识。面对当今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区域互信与合作方面肩负起重要的作用，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担当，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不仅有助于化解当今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也是中国主导构建多元一体、命运共同的国际新秩序、新价值的契机，有利于加深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使更多的中国经贸、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文化走出去。
      荷兰依靠提供和维持格劳秀斯提出的国际海洋贸易规则得到了16世纪末欧洲最具实力的强国地位，英国则依靠推动完整的全球贸易与通商准则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全球话语权，美国用更具约束力的国际法、全球性制度和价值体系充实其在70年代霸权衰落后的领导地位，因此对于复兴阶段的中国来讲，创建更新颖、与时俱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是无法简单地用财富能衡量的。